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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至今年6月,比利時人斯萬·庫彭(Sven Coppens)作為國際計劃中國區(qū)的首席代表剛好滿一年。見到《公益時報》的記者,他笑著直言:“你來采訪的時機正好?!睅炫碚f,經(jīng)過這一年,他對于中國兒童福利領域的現(xiàn)狀已經(jīng)有了足夠的觀察。而通過采訪,記者能感覺到,他的這份好心情還來自于國際計劃經(jīng)過在中國的長期發(fā)展,已經(jīng)找到了不同于其他兒童福利組織的專屬領域,并在這個方向上有條不紊地前進著。 國際計劃成立于1937年,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、規(guī)模最大的以兒童為中心的人道主義發(fā)展組織之一。1995年,國際計劃進入中國,并在四年后將國家辦公室定在西安。目前,國際計劃(中國)的項目覆蓋了包括陜西、寧夏、云南在內的多個省、市、自治區(qū),在兒童保護、兒童早期養(yǎng)育與發(fā)展、災害風險管理等領域都開拓了獨有的工作模式。 在未來五年內,國際計劃(中國)的目標是,使貧困農村地區(qū)的兒童,尤其是邊緣化的兒童,生活在一個尊重兒童的生存、養(yǎng)育、發(fā)展、受保護和安全等權利的社會里,并充分發(fā)揮他們的潛力,使其具有意義地參與社會事務。 談到這個未來目標的時候,在越南和西非等國家有著多年工作經(jīng)驗的庫彭顯得十分自信。即便在被問及籌款等困難是否會阻礙目標實現(xiàn)時,他也依然保持著相當樂觀的態(tài)度,他說:“我們帶來的附加價值會讓這些問題迎刃而解?!?/p> 《公益時報》:在剛過去的國際兒童節(jié),國際計劃(中國)舉辦了什么相關的活動嗎? 庫彭:在兒童節(jié)來臨前的一周,我們在社區(qū)層級舉行了一些慶?;顒?。今年并沒舉辦全國性活動的原因是,我們將主要的精力投入在年底的國際女童日(International Day of Girl Child)上。最近,聯(lián)合國將10月11日定為國際女童日,以倡導女童權利,并特別強調男女平等和對困境女童的關注。 《公益時報》:在你上任以來的整一年時間內,國際計劃(中國)做了哪些工作? 庫彭:我需要先說明一下,我們的工作并不是以1年作為基本單位的。我們與合作伙伴都采取了長期合作的方式,這使得我們得到了足夠開展長期計劃的資助。所以,這1年來的工作要放到最近5~10年的長期范圍內來看,那就是致力于以下三個主要領域。 第一個領域是兒童早期養(yǎng)育與發(fā)展,這一項目的目標群體是鄉(xiāng)村地區(qū)的弱勢兒童,通常為留守兒童。在這個領域,我們分別為0~3歲和3~6歲的兒童創(chuàng)造更多享受早期教育和服務的方式,同時也讓他們的家長在項目中受益。該項目是完全通過我們的“社區(qū)兒童發(fā)展網(wǎng)絡”(CCDN)實現(xiàn)的,這是一個我們與婦聯(lián)系統(tǒng)合作建立的協(xié)作網(wǎng)絡,它覆蓋了我們所工作的所有地區(qū)。在這一網(wǎng)絡覆蓋的地區(qū)內,無論是留守兒童、貧困兒童和偏遠地區(qū)兒童,都能得到應有的照顧。 第二個領域的工作我認為意義更加重大——兒童保護。在這個領域內,我們所做的工作實際上是國際計劃全球框架的一部分,就是建立一個基于社區(qū)的兒童保護機制。我們把所有應涉及的角色都放到這個機制中,比如當?shù)卣?、學校老師和安全部門等。這樣一個機制實際上也和民政部主導的全國性兒童保護系統(tǒng)相掛鉤,同時我們也借助聯(lián)合國兒童基金會、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和婦聯(lián)系統(tǒng)的大力支持。 在這個項目中,值得注意的一點是,我們希望增加當?shù)貎和旧碓谄渲械膮⑴c。這些孩子們其實比任何人都要了解他們身邊的環(huán)境,但通常他們的聲音卻很難傳遞到國家層面,這是我們希望推動的方面。 從今年開始,我們還在兒童保護領域開展了一項創(chuàng)新,為適齡的青少年提供技能培訓,目標是讓他們獲得一份體面的工作。這項創(chuàng)新其實來自于我在越南期間的實踐,我們當時開展了一個龐大的項目,找出在每個鄉(xiāng)村地區(qū)的工作機會,并專門為這些工種配備相應的培訓課程。培訓結束后,我們會幫助他們進入人才市場,得到職位,并至少開展為期一年的后續(xù)跟蹤。在越南和印度,這項工作都很成功,如今在泰國和印尼也開始運作。今年我們與中國的專家一道分析這個項目在中國的可行性。 我們認為,這個項目解決了許多中斷教育的青少年的難題。在許多農村地區(qū),免費的基礎教育只提供到13~14歲,在這之后,兒童便中斷了教育,但他們還不能夠依靠這些基礎教育獲得體面的工作,只能前往勞工市場尋找一些體力工作。這并不是中國特有的問題,在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中,這一現(xiàn)象都很普遍。在從生產型經(jīng)濟到增值型經(jīng)濟的轉變過程中,中國已經(jīng)走在了前頭,工作的機遇實際很多,下一步,我們就是要聯(lián)合教育部門和勞動部門的力量,共同把這些鄉(xiāng)村青年人的工作機遇挖掘出來。 最后,也是最有趣的工作領域——災害風險管理。從去年開始,我們開始致力于打造安全校園。我們把自然災害的防范和兒童聯(lián)系起來,在校園中找出潛在的威脅,并讓學生和老師一道想出避免這些風險的方法。在云南,我們還進行了一項研究,探討氣候變化對于不同性別兒童的影響。在中國這樣一個氣候和地理條件復雜的國家,這項研究的意義也非同小可。 《公益時報》:相比其他兒童福利機構,國際計劃(中國)的這三個工作領域稍顯獨特,那么這些獨特項目的意義在于? 庫彭:我們想實現(xiàn)這樣一種附加價值,讓兒童對生活中的潛在風險做更好的準備,讓他們成為解決自己生活中問題的參與者,讓社會形成一種氛圍——兒童的聲音也能被傳遞出去。在每一種文化氛圍下,讓兒童的意義都被納入考慮范圍,這也是國際計劃的機構愿景之一。 《公益時報》:那么在你提到的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中,你認為兒童福利領域的問題是相似性更多還是差異性更多? 庫彭:我想兩者都有。我認為,在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中,中國和巴西是兩個在兒童福利領域做了大量工作的國家。巴西的工作做得很早,中國在這方面的投入也不可謂不大,各有各的長處。 我想,比這個問題更重要的是,這些國家應該互相交流各自的經(jīng)驗,而不是低頭只顧走自己的路。我也確信中國肯定從巴西的經(jīng)驗中吸取了很多值得參考的部分,現(xiàn)在的關鍵是如何將國家政策轉變成地方政策,再轉變成能夠落實的行動。而中國這30年來在經(jīng)濟和社會方面都取得了驚人的進步,她必然也是其他國家紛紛效仿的對象。 雖然每個國家的情況都不盡相同,但我們的工作手法還是遵循著基本的原則,那就是各國政府簽訂的聯(lián)合國兒童權利公約,這是我們共同的價值觀。其次,雖然我們已經(jīng)進入中國19年,但我們和全球的工作模式都一樣,采取一對一的資助方式,讓兒童以這種方式獲得長期資助,并能將每個國家的不同情況讓全世界傾聽,這也是我們項目得到長期資助的基礎。 《公益時報》:我們的主要捐贈人來自于哪里?近些年是否感覺到籌款上的困難? 庫彭:主要來自于個人。每個人通過很小的捐贈,與受益兒童建立起聯(lián)系,這是我們主要推行的方式,同時就是這種小額的捐贈撐起了大部分的項目。當然我們也有來自于公司和機構的大型捐贈,比如瑞典政府就一直資助我們的兒童保護項目。 如果從籌款機會層面來講,這個數(shù)量的確在下降,在中國的國際NGO都感受到了這種下降。但我并不擔心,因為我們有能力主動去適應這種變化。 其中一點就是改變自己,讓機構和項目有更多的附加值,讓項目更具技術含量。我常常在說,我們要超越慈善的范疇。由此出發(fā),我們并不想做慈善機構在做的項目。1995年,當我們剛來到中國的時候,我們也是做一些普遍性的項目,沒有什么重點。但現(xiàn)在的環(huán)境迫使我們要成為某個領域的專家,普遍性的項目已經(jīng)不能讓機構保留存在意義了。比如在兒童早期養(yǎng)育與發(fā)展領域,我們提倡設立以玩耍為主要內容的課程,而不是傳統(tǒng)意義上的指導性教育,這才符合這個年齡段兒童的接受模式。所以在這個領域,我們的很多工作是在做早期教育的方式轉型,而不是提供教育者培訓,因為中國的軟硬件設施都十分完備,那不是我們應該投入的領域。 類似地,我們在每個領域都能為當?shù)貎和@I域的參與方帶來附加價值。由于這種附加價值,我們能夠向潛在出資方證明,我們有能力實施我們的想法,也有能力讓他們的善款實現(xiàn)這些附加價值。所以對于籌款,我一直保持樂觀。 國際計劃在許多風雨飄搖的國家也設有辦公室,比如蘇丹、幾內亞比紹等,這些都是剛從戰(zhàn)火中走出來的國家,人民高度貧困,在那里,我們能找到的人力資源,無論在數(shù)量和質量上都相當有限,所以目前還只能采取普遍性的服務,但即使這樣, 我們也能獲得大量捐贈。但我們也不會因此就腳踏原地,在國際計劃所到之處,我們都爭取變成當?shù)貎和@I域的專家,而不是泛泛之輩。 公益時報記者 高文興 人物檔案 斯萬·庫彭自2013年6月起被任命為國際計劃(中國)的首席代表。 2010年5月至2013年5月期間,斯萬·庫彭曾擔任國際計劃(越南)的項目總監(jiān)。作為國際計劃(越南)高層管理團隊的一員,庫彭全面負責國際計劃“以兒童為中心的社區(qū)發(fā)展”(CCCD)項目的質量和有效性。通過國際計劃(越南)的項目團隊,庫彭負責管理在越南9個省份開展工作的項目辦公室,并為其提供以兒童權利為基礎的項目支持和指導建議。此前,他曾在國際計劃(西非地區(qū)辦公室)擔任地區(qū)項目主管。 |